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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山资本投资部周会上，正在讨论的一个创业公司的目标用户定位为18-35岁的年轻人。突然有同事问：“为什么绝大部分创业公司的目标用户都是35岁以下的人？”

因为这个问题，我们整理了过去交流的上万个创业公司，数据展示出，九成以上的创业者都没有选择3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产品的受众，尤其是35-60岁。

市场无视了他们的存在，好像35岁有一道无形的门，走进去了便“隐入尘烟”。很多地方都把35岁当坎，政策优惠、就业求职、婚育观念等等，有的是硬性规定，有的是约定俗成。

这道门建在了生活实处，也建在了每个人心里。

政策里的35岁

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对这个现象的研究。大量的事实表明，这道年轻人不愿走入的门，确实常被定在35岁。

买房作为国内消费市场最受关注的需求，优惠政策指向性明显。历年都有相关政策，2022年继续出台：

深造、落户、创业的政策也数不胜数。

优待政策绕着35岁以上的人走，企业也一再忽略他们的存在。除了开篇提到的初创公司，各成熟企业、上市公司的年报及各式研究报告中也是这样的态度。针对35岁以上人群的研究很少，但几乎所有报告都提到了“35岁”这个关键词——作为分界线，仔细研究35岁以下的人，选择性无视35岁以上的人。35岁以下的人数绝对值、占比成为了区域的年轻力、市场活力的衡量标准。

婚育观念里的35岁

到了一定年龄尚未婚配的年轻人，难免被家庭和社会催婚。往往一开始年轻人需要和长辈激烈辩论，但在斗争了几年后会出现一个神奇的现象——突然有一天长辈不再唠叨催促了，朋友也不再热心介绍对象了。当被催婚的年轻人诧异地向他们询问时，才知道大家心里有一条年龄底线，过了这条线还不婚配的人，就默认为在婚介市场上已经失去了价值，打上了不必再劝的标签。虽然这样的观点并不合理也不值得提倡，但现实是即便在非常着急催婚的父母心中，依然存在这条不再催促的线，而它就划在35岁。

相比于思想更开放、观念更多元的城市，在农村里婚介市场对人的价值衡量更加冷酷直接。未婚者被贬称为“光棍”，超过28岁则被视为“大龄”。研究显示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28～35岁仍然有结婚机会，但已经明显较28岁以前小；而3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已基本上丧失了结婚可能性。

催婚有35岁的心理线，催育更有35岁的警戒线。各类医学研究中都将35岁作为高龄产妇分界线。35岁不生孩子，基本被视为丧失了怀孕生育的可能性，除非“上科技”。即便有辅助，辅助生殖机构的科室分类也白纸黑字地写着：高龄试管婴儿门诊（年龄≥35岁）、适龄试管婴儿门诊（年龄<35岁）。

职场里的35岁

35岁作为一种年龄限制，最有相关性的首先是吃“青春饭”的行业，如军人、主播、运动员等。解放军作战部队在到达营长之前、非作战部队在到达连长之前，35岁是最高服役年龄。欢聚时代一份主播年龄统计显示，35岁以上的主播仅占7%。运动员的退役年龄绝大部分也在35岁以前。2022年末感动无数人的阿根廷世界杯夺冠之旅，也恰恰因为梅西已经踩在了运动员生涯的末年边缘——35岁，这一切才显得弥足珍贵。

35岁的硬门槛最普遍的认知是公务员报考。1994年颁布的《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》要求报考者必须“年龄为三十五岁以下”。此后三十年虽然公务员录用规定数次更新细则，但都保持并重申了这条限制。公务员招聘有很大的示范效应，事业单位的考编、大学招聘教师也出现了35岁上限的要求。大部分央企、国企乃至部分民营企业也逐渐习惯性地将不超过35岁作为岗位录用的标准。四川大学曾发布一份长达十年时间、调查了30万个招聘广告的研究，结果显示上海8成以上、成都7成以上的社会职位都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。

硬性壁垒或许限制不了大部分行业，但会撬动更多的软性共识。在如今贡献大量就业的典型新经济行业的互联网公司中，35岁员工面对的往往是晋升不能便要裁员的残酷现实。35岁的悬崖面前，不能起飞成为高管，就要坠落变成“毕业生”。顶替他们的则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毕业生”。35岁前是人力资源，35岁后是人力成本。

就像中考、高考是一道槛，把在考试时没能证明自己，被挡在升学门外一样：35岁也是进入社会进入职场后一道无形的门槛，对于到了这个年纪还没能证明自己的人可能是辞退开除，也可能是虽然保留工作但难以升迁。在互联网大厂，是无法成为管理层。在公务员体系，是政治生命锁死。

有研究收集了全国市委书记和市长初任正科级时的年龄，分析结果发现他们任正科级时年龄范围趋向一致，集中在28岁上下，且最大也不超过35岁。地级市在中国行政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，在省和县之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。国家对地市级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从他们正科级时就已经开始了。如果想在体制内得到更大的升迁机会，任正科级时年龄的隐形天花板就是35岁。晋升为正科级干部的占比并不在少数，但晋升年龄却决定了发展高度。

为什么是35岁呢？

从中年危机的流行说起

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“中年危机”？印象里并不是很久，也就近一二十年间。35岁的焦虑话题像是近年来对“中年危机”的细化和提前，成为了“中国式中年”的开端。中年危机这个词并不是一直存在的，而是从某个时间开始突然流行了起来。认识35岁“中国式中年”压力的来源，要先从中年危机这个概念的来源说起。

创造“中年危机”一词的是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艾略特·贾克，当时1965年，他48岁。他的研究出发点很简单：人的生命旅程过半时会意识到自己必然迎来死亡，生命有限、能力有限，因此便有危机感。他的例证是历史上一些艺术家在40岁左右的创意断崖。这个研究既不严谨，也不面向大众，但却在美国火了。当时美国发生了几件事情，让中年危机理论盛行，被很多人拿来套在自己身上。

当时的时代背景，一是人均寿命刚超过70岁，二是女性大量进入职场。

人均寿命超过70岁之后，大众开始越发关注四五十岁以后的人生。在四十多岁开始有强烈的人生已过半、一眼望到头的无力感。中年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，焦虑感用“中年危机”的帽子正好套上。

女性大量进入职场则直接对男性就业产生压力。中年危机一开始是一个主要针对男性的话题，且主要关于职业发展的受限和就业机会的挤压。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女性就业率相比50年前女权第一次浪潮时，已从不到2成提升到了超过4成。1966年，最大的女性组织“美国全国妇女组织”成立，女权第二次浪潮爆发，主题是批判性别主义，母亲、妻子、家庭主妇不应该是天然的标签。随着对缩小男性和女性差别的追求，女性进一步涌入就业市场，男性中年危机随之爆发。

之后的七八十年代，美国媒体频发男性中年危机的文章，在无数情绪共鸣下造词宣告成功，中年危机流行起来了。

中国流行“中年危机”则是从90年代开始。最早的媒体记录是1994年出现的，之后情绪共鸣开道，媒体深入报道。《帮助丈夫渡过中年危机》（中共吉林省委《党员之友》1994年12月刊），《当中年危机困扰你的丈夫时》（中日友好医院《中老年保健》1995年3月刊），《男性的中年危机》（广西医学情报研究所《医学文选》1998年5月刊），《中年危机静悄悄地来》（经济日报社《中国企业家》2000年9月刊），让这一概念传遍大江南北。

中美“中年危机”年龄线的明显差异

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与英国华威大学两位教授研究发现，55个国家的人在46岁时心态陷入最低谷，中国则提前了10年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论文研究显示，就业市场上的年龄收入曲线呈现倒U型分布，倒U型顶部的年龄称为“黄金年龄”。美国和中国的2000年以前，“黄金年龄”稳定在50-55岁左右。2000年以后美国继续不变，但中国的黄金年龄不断下降，到2005年以后降至35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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